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突然宣布，从9月21日凌晨起，美国H-1B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每年10万美元（约71万元人民币），“未支付这笔费用的H-1B签证持有者不得入境美国”，在服务外包企业内引起轩然大波。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包国，新的巨额签证费用将给全球服务外包行业带来巨大冲击。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六在社交媒体的一篇帖子中表示：新费用仅适用于H-1B签证的新申请人，现时有效签证的持有人再次入境无须缴费。莱维特还补充说，“这不是年费，而是一次性费用，仅适用于申请签证”。

01 什么是H-1B签证？

H-1B签证，指特殊专业人员/临时工作签证Specialty Occupations/ Temporary Worker Visas (H-1B)，是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发放给美国公司雇佣的外国籍有专业技能的员工，属于非移民签证的一种。持有H-1B签证者可以在美国工作三年，然后可以再延长三年，6年期满后如果签证持有者的身份还没有转化（比如EB-2、EB-3或其他工作类型的签证），就必须离开美国。

作为美国引进高技能人才的主要途径，H-1B签证主要面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领域的专业人士。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数据，每年新发H-1B签证的名额上限为8.5万个。亚马逊、谷歌、特斯拉、微软和Meta等科技巨头一直依赖H-1B签证项目来雇用包括软件开发工程师在内的外国员工。据CNBC报道，在2025财年前三个季度，也就是截至今年6月30日，仅亚马逊一家公司获批的H-1B签证就超过14000个，微软和Meta也各有超过5000个获批。

签证必须由雇主出面为申请人申请，在特朗普宣布这次费用变化之前，H-1B签证通常成本约在1700-4500美元之间，几乎所有签证费用都是由雇主支付。

02 全球离岸外包市场动荡，印度首当其冲

每年获批的H-1B签证中，超过六成与计算机相关，其对于全球服务外包，尤其是IT外包业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H-1B签证政策改变迅速引发了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的强烈担忧，其中，反应最大的，就是印度。

据印媒报道，由于政策宣布突然，印度赴美的机票票价在短时间内急升。报道称，在特朗普公布消息的两小时内，从新德里飞往纽约的单程机票由约3.7万卢比（约2991元人民币）大幅上涨至7-8万卢比（约6000元人民币）。

作为全球重要的外包枢纽，印度服务外包市场主要是来自美国。IBEF数据显示，美国为印度外包提供了62%的收入。长期以来一直受益于美国的工作签证项目，以及软件和商业服务的外包，印度籍申请人约占H-1B签证获批总额的七成。以塔塔、印孚瑟斯等为首的印度外包企业利用H-1B签证为花旗和沃尔玛等美国客户派遣了数万名工程师。消息传出后，两家企业的股价立刻下跌。此前，美国科技企业已经在经济不确定性下大幅削减了支出，对印度的外包行业造成了一定冲击。此次H-1B签证变化，进一步敦促印度各知名外包企业不得不重新考虑其美国的业务。无论是现有服务上加价，还是选择提供低廉的离岸项目，都可能会引发一些重要项目的流失，因为某些敏感工作通常需要工程师驻扎在美国境内。

印度政府9月20日警告，这将产生“人道主义后果”。印度外交部表示，新德里希望美国当局能够“妥善处理”这些干扰，并补充说政府正在研究该政策的全部影响。

印度科技产业协会Nasscom也表示，H-1B签证费用上升，或会扰乱印度科技服务公司在全球的业务运作，因为这些公司仰赖派遣技术专业人才到美国工作。

03 透视签证事件背后美国外包政策的战略转向

此次美国对H-1B签证政策调整看似突然，其实深究其背后的原因，与近年来美国对全球服务外包战略的调整一脉相承。早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化趋势逆转，垂直专业化分工遭遇转折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此期间美国历经奥巴马、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拜登和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布局，形成了一个以保护主义为主基调的反对离岸的全新外包政策体系。

奥巴马政府：在岸外包（on-shoring）。2008年金融危机让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奥巴马政府全力推动“在岸外包”（on-shoring），即美国企业将业务外包给国内的其他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产和服务的本地化（localization）。

特朗普政府（第一个任期）：近岸外包（near-shoring）。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针对欧盟、日本、韩国、中国、印度等地区或国家发起了一系列的贸易争端。通过《西半球近岸外包法案》等立法，明确将墨西哥、加拿大等邻国作为近岸外包的主要目标国家或地区。通过这一系列新的贸易协定安排，促进了近岸外包（near-shoring）的进一步发展，在一定程度实现了生产和服务的区域化（regionalization）。

拜登政府：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202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拜登在第九届美洲峰会上，提出“友岸外包”的概念。“友岸外包”脱胎于贸易概念“离岸外包”（offshoring），意为将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链转移到友好国家之中，即那些与美国价值体系相似、拥有共同战略与地缘利益的国家。降低美国对与美国价值体系相异的国家的依赖程度，减少地缘风险、维护自身经济安全。在以所谓“价值观”为核心的“友岸外包”的庇护之下，与“近岸外包”（near shoring）相比，“友岸外包”力求突破供应链合作的时空限制，不再局限于墨西哥等美国周边国家，而是要辐射整个西半球，包括拉美在内的所有与美国具有所谓共同价值观的盟友都将纳入其中。

特朗普政府（第二个任期）：服务回流（reshoring）。在拜登任期“友岸外包”策略之后，特朗普优先考虑将美国就业机会重新带回国内的“美国优先”议程（reshoring），延续了其在第一个任期中的路线。特朗普一直批评外包，并提议对将就业机会转移到海外的美国公司实施新的限制。

白宫在声明中说：持有H-1B签证的IT工作者比例已从2003财年的32%上升至近年来的65%以上；近期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生的失业率已达到6.1%，计算机工程专业毕业生的失业率更是高达7.5%，是生物学或艺术史专业毕业生失业率的两倍多。征收这项费用，就是为了给美国工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04 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应对与重构

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摩擦以及“友岸外包”策略影响，美国市场对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需求一直在减少。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承接来自美国的离岸外包执行额为313.3亿美元，同比增长3.5%，较去年下降了4.8个百分点，占全国离岸外包执行额的比重为19.2%，下降了1.3个百分点，但是美国依旧是中国离岸外包的最大发包国。据统计，2024年持H-1B签证的中国籍员工达7.02万人，占总数的11.7%。

透过H-1B签证其实折射出的是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全球市场环境的持续恶化。近两年来经常发生海外客户终止订单、减少订单和转移订单的情况，并且种种迹象显示这一趋势还将继续。

中国离岸服务外包企业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可以总结为十二个字，“向内转、数字化、去标签和再出发”。

向内转：市场上向国内拓展。面对离岸市场竞争压力和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数字化进程的不断加强，国内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市场机会和获得订单的机会都远远好于离岸。而长期服务于国际客户的离岸外包企业拥有卓越的服务能力、丰富的项目经验、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及成熟的项目团队，成为企业拓展国内市场的重要优势。但是，企业也要面临国内外不同的资质标准，服务要求和项目流程等问题。另一方面，对于外资企业来说海外背景也会让国内很多客户有所顾虑，信任基础不高。

数字化：业务上数字化转型。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促使更多“服务＋”“数据×”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在线购物、在线教育、数字检测、数字医疗等数字化服务外包新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传统的服务外包企业也通过数字化转型向高人力附加值发展。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的服务外包岗位。以AI技术为例。根据IDC的预测，2027年全球30%的BPO职位将被AI替代。在鼎韬2025年的一项专题调研中，企业反馈实际上这个数据可能要更大，来得也更快。企业现有客户，尤其是数字技术基础较好的互联网企业，会首先考虑用AI技术完成各项业务及流程，AI技术完成不了的，复杂程度较高的业务才会考虑外包出来。从服务外包企业端而言，AI技术无疑也极大地提高了企业效率。鼎韬总结，数字时代服务外包企业将呈现“高端业务数字化，低端业务智能化，企业组织网格化，产业布局去中心化，企业运营网格化，商务模式SAAS化”等六个核心特征。

去标签：品牌上扭转廉价形象。外包一词从诞生之初天然带有的“非核心、低端、廉价”属性，不利于企业转型升级，开拓高端市场。印度同行已率先探索转型路径，政府和企业试图通过积极推动全球能力中心（GCC）从成本导向的运营中心，转型为驱动全球创新的战略枢纽，改变国际社会对印度外包业务的刻板印象。此外，随着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在这些年发展中，行业领域范围不断扩大，稀释了外包的核心内涵，仅用服务外包很难准确地传达出企业的核心服务与价值。因此，服务外包企业要聚焦市场及客户最关心，距离决策最近的核心要素推动品牌重塑。当前，全球买家对服务商选择的标准正在从成本/效率模型转为体验/结果模型，即从为“功能”付费转向为“感受”买单。Gartner研究显示，全球73%的企业将客户体验管理列为最高优先级，远超成本优化（45%）。鼎韬对全球1085家服务采购方（甲方）企业进行的专题调研结果显示，客户的推荐决定了48%的服务商选择。在品牌重塑上，服务企业如何有效将现有客户服务体验（Customer experience，CX）转化为品牌价值，并进而获得客户推荐和认可，将成为最为有效的GTM策略。

再出发：反向输出拓展新市场。国际化发展一直是服务外包企业不变的主题。当前，在新的市场格局下，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对于离岸市场的拓展需要新的策略，即新市场（“一带一路”）和新模式（反向输出）。首先，“一带一路”市场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增长范式，在这种新型发展模式下，国内循环-国际循环的互促共进，有四种全新的外循环模式值得服务外包企业重视，分别是基建产能等输出带动电子商务外包、数字内容外包、数字服务出口等数字服务外包领域的发展；制造业产品输出带动工业互联网、软件开发等信息技术外包领域的发展；中国投资、中国标准输出带动生产性服务外包的发展；人民币结算推动数字货币，金融服务、保险服务等领域服务外包的发展。尽管机遇巨大，企业也要充分做好针对“一带一路”部分市场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合规风险等的预案。

其次，以什么来打造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国际市场竞争优势，是企业要思考的核心问题。传统的成本优势，低价策略，在中国整体劳动力成本提升的背景下市场空间必然萎缩。鼎韬建议，服务外包企业可以通过近些年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发展，形成了大量全球领先的技术创新、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打破服务外包“低价低端”瓶颈的关键就在于从传统承接海外订单，按照海外客户需求提供服务的“服务”模式，变成以自身核心优势和能力为主，主动向海外客户销售已经在国内成熟的解决方案和服务的“能力”模式，即“反向输出”模式，这也与“内循环推动外循环”的整体思路相一致。

此次美国H-1B签证费用的急剧飙升，表面是一次移民政策的调整，其本质则是全球服务外包价值链重构的加速信号。尽管这一政策在具体落地时仍存变数——包括可能面临的法律挑战、科技行业的施压以及未来政府细则的调整——但其所揭示的“服务回流”与“本土优先”趋势已不可逆转。对于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而言，此刻的关键不是预测政策的最终形态，而是如何在这场结构性变革中主动进化，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在动力。对于前瞻布局的服务外包企业而言，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恰恰是淘汰低效模式、锻造新能力的催化剂。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将不再源于签证政策的套利，而在于能否深度融入客户的创新链，成为其数字化转型中不可替代的伙伴。

鼎韬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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